行业新闻 News
推荐文章
热门文章
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行业新闻

秦汉政治文化的主动性与雕塑品格

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16-12-01 访问次数:206
    秦汉政治文化的主动性首先表现在政治家对适合时代发展的思想学说的选择上。当面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分久必合、人心思定的统一大势时,秦王朝自觉选择了法家富国强兵、重视耕战的“霸道”学说,“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用“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历史发展观变法理论,最终使秦国强势崛起,统一六国;当汉初平民政权刚刚建立、百业凋敝,人民深受秦朝法家严酷之苦时,汉朝统治者自觉选择了黄老学说,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体息”的方针,提倡“无为而治”,体养生息,为汉朝走向强盛而韬光养晦;当西汉中期平息匈奴外患、疆域扩大、国家走向强盛巅峰时,汉武帝自觉选择了儒家较富人性的道德观,因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一一国家的统一和各种意识形态、文化标准上的统一,因而最终避免了秦代的短命,更重要的是为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奠定了模式。汉武帝既尚法又尊儒,既承袭了秦朝遗留的宽广坚实的台基,且又避免了前代的过于极端,举重若轻运转灵活,中国的文化至此开始呈现吞吐八荒的大气象。可以说,秦汉文化来自前朝的深厚积淀使它可提供使用的政治理论武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它已经自觉实现为赵汀阳教授所说的“实体性存在”一一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存在形式。两千多年后,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GGreel)对此的评论是:“早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时,中华帝国就已经显示了诸多与二十世纪的超级国家的类似之处了。’,’’在由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加以管理之上,中国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并且超过了近代以前所有可比的国家。”
    另一方面,秦汉政治文化同时也经受住了社会生活及其它文化所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考验。战国时期法家思想能解决发展和统一的现实问题,它自然能成为秦始皇开天辟地的利器;秦朝统一天下“定之以力”,却没有及时“治之以德”,因此秦朝的败亡表面在于暴政,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只有法制而没有统领全局的意识形态,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文化理念,法家文化的单一性无法应付统一后辽阔土地上复杂的社会文化形态并作出统一调和。表现在当时的艺术或雕塑作品上,如秦始皇兵马俑就似乎只有法家的整齐划一,严谨精细有余而自由率性不足,缺少汉代道家法家结合的霍去病陵墓雕塑般的不事琐细、苍茫博大。汉初也以法家思想打天下,但法家仅被看作政治上的主流。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说:“任何法家政权政治的初期,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违反人道精神,不能做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道家、儒家能调和社会矛盾,倡导和谐理念,注重以人为本,它自然成为汉王朝稳定人心的法宝;有了统一管理政治、伦理、文化甚至口常生活的指导性意识形态,国家文化才渐渐呈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气象,表现在艺术和雕塑品格方面,就不像秦代那样高度统一,不但创作环境颇为宽松,创作风格也呈多样化。因此出现如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说唱俑般浑扬壮丽的雄厚品格应是必然现象。